监管失职追究，是近年我国实施官员问责制以来，被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，总体上已得到了社会的认同，但也有不同的声音。这里一种是认为监管失职应当严格追究，官员问责应当大力推广，处理的力度还要加大。另一种声音则是：失职的追究有为了平息民愤而滥责无辜的情况，因此有的责任人被追究后，心里并不服气，于是表面上被追究后，不久又重新使用，官员不满意，群众也不满意。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人，我觉得从行政法和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，很有认真研究的必要。
　　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：追究责任必须查明责任人的行为同后果的因果关系，要责权利结合，罚当其过、罚当其罪。在所有问责的关键问题上，必须要把违法失职人的行为和事件后果结合起来。这种行为，包括不作为和作为两种。
　　在判定不作为的行政责任时，有几个基本的判断点是必须关注的：一是职责的法定性。即：将被追究的这个官员，有没有依据法律和行政岗位职责应当履行的该方面的职责；如果他没有这个法定的责任义务，在他的范围内天塌下来，也没有他的什么事；二是责任的直接性。即相对于该事件后果，直接责任人是谁，最接近事件原因的责任岗位人是谁，间接责任人是谁；三是行为和后果的因果性。损害的结果和他的不作为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如果发生的事件是天灾人祸和他人的原因，即使是他的责任范围，也不该不分清红皂白追究他。
　　既然不能搞抽象的“领导责任追究”，那么我们的监管失职追究的法律责任制度如何去完善？其实，真正按现代法律制度，完全可以严格规范地追究责任人的过错。
　　首先，是要明确岗位职责。有权者有责，无权者无责。所有在发号施令的人，必须对自己的号令后果负责，而不能让别人代其受过。如果不是这个人的意图和指向，甚至是已经反对或尽了防范责任的，即使是他的法定职责，不论后果有多严重，也不能追究。对于赋予一个人可能有严重后果责任的岗位，必须给他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实权，以防止其因为无权去做但又在事件发生后代人受过。
　　其次，所有的处分必须要分析责任人同事件的关联点和因果关系，不以事件后果来确定责任人的级别。至于追究到哪一级，只能看同这一事件本身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和因果性，而不能看事件有多大、后果有多严重。
　　第三，所有事件必须成立客观中立的调查委员会，查明真相，分清责任人。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了，必须成立客观中立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，因为鉴定调查是中介性行为和专业性行为，并不是级别高的就是对的，以权力高低确定鉴定和认定的效力，是不科学的。鉴定进程和结果应当公开，向社会宣布。这样处分就有了群众基础，才会服众，才有公信力。
　　第四，处罚要真抓实办，不搞形式。轻易不追究人，一追究绝不搞明降暗用、易地为官。“引咎辞职”不是糊弄老百姓，而是真正的处分。在重大事件中引咎辞职的人，在国家政务员队伍中应当限期不录用或永不录用，并通过舆论公布实况，以求社会监督。有如此严重的后果，在处分时则要强调准确得当，罚当其过，绝不能误伤无辜。
　　第五，纳入国家法律体制内进行处理。我国法律已经明确规定有重大责任事故罪、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、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、消防责任事故罪、重大飞行事故罪、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、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、环境监管失职罪、传染病防治失职罪、商检失职罪、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罪名，通过司法程序的侦查、控辩、审判，往往能够使责任完全查明，法律的关联性完全构成，使处罚服众而有效。
　　建立科学有效的查究监管失职的法律机制，对于一个树立执政为民理念的负责任的政府而言，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的探讨和研究，而不能按习惯观念办事。
　　作者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、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、高级律师、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生导师